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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是军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近日有人发帖作了一个对比，说刘邓大军本有42万人，转出大别山只剩5.8万多人。据此说，刘邓大军元气大伤，挺进大别山杀敌不成反伤己云云。
挺进大别山战略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且不多说，只说一说这组荒诞的对比带来的不尽客观 的结论。
一、42万大军的构成
所谓42万大军由什么构成的呢？
据《第二野战军战史》的官方数字记载，1947年夏，晋冀鲁豫军区正规部队达到42万人。另有民兵90余万人。
42万大军分为野战军和军区部队。
野战军计有杨勇一纵、陈再道二纵、陈锡联三纵、陈赓四纵、王近山六纵、王新亭八纵、秦基伟九纵、王宏坤十纵、王秉璋十一纵、赵基梅十二纵，共10个步兵纵队。再加上野战军直属部队，共计28万人。
军区部队，指的是晋冀鲁豫军区下属的4个二级军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每个军区下面还有三级军分区。一个军分区原则上保持一个团的兵力，加起来约14万人。后来徐向前在晋南组建起来的十三纵、十四纵、十五纵，就是靠的这些基础兵力。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那时所谓的刘邓大军，其实只有一、二、三、六纵4个步兵纵队。转出大别山剩余的兵力5.8万人，也是指的这4个主力纵队剩下的5.8万人。
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6章第2节对进出大别山的兵力数字有过明确的记载，为消灭歧义，引用官方数字如下：
出征时全军（一、二、三、六纵）共12.4万余人，19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86万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转出后剩1938人，减员4432人。
一纵33357人，转出后剩17042人，减员16315人。
二纵3.1万人，转出后剩12418人，减员18582人。
三纵26468人，转出后剩13208人，减员14260人。
六纵26322人，转出后剩14016人，减员12306人。
也就是说，42万大军只有12.4万余人参加挺进作战，12.4万-5.86万，减员人数只有6.54万人。
6.54万人并没有完全损失掉，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大别山区转化为军区武装，但是具体有多少人，没有明确的数字。
那时候太乱，刘伯承的指挥所行军途中都差点被胡琏整11师端掉，在豫西时还曾遭到土匪的袭击，统计的不及时、部队建制混乱来不及整编，都可以理解。
但本文章要说的不只是数字问题。
数字问题好解释，关于刘邓大军元气大伤的问题不好解释。
淮海战役刘邓大军使出全军之力，只能围住黄维一个兵团，而华东野战军打掉了黄百韬兵团、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三个最强的兵团。为什么差别这么明显？这不是简单一个兵员缺少、重武器几乎没有能解释的，那只是表面问题。
稍有理性头脑的人都会想问题背后的问题，为什么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那么多治军、练兵、打仗的大高手，不去补充兵员、不去缴获敌人重武器、不从华北后方运重武器呢？
二、元气大伤再探讨
首先说说，为什么不补兵。
除了一二三六纵参加南征，1947年7、8月间陈赓兵团也随之向豫西挺进，是为中原三路大军品字阵形的两角。
陈赓兵团包括四纵、九纵和西北三十八军。其中四、九纵后来在豫西与刘伯承会合，三十八军就地整编为陕南军区，一部分编入主力部队。四、九两个纵队约有5万多人。
其后，王宏坤率十纵、赵基梅（后张才千）率十二纵也南下助战，这两个纵队合计约4万多人，但受形势之迫，两个纵队开辟桐柏、江汉两个军区，成为中原军区锲在大别山周边的钉子。
十一纵王秉璋率队南下时，奉命受华野指挥协助作战，直到淮海战役打完黄百韬兵团，才回归中野建制。
淮海战役中野部队全军主力14万，与华野36万相去甚远。
中野各主力纵队人数如下：
一纵17915人，二纵15521人，三纵17724人，四纵31695人，六纵21644人，九纵20775人，十一纵15695人。
其中一二三六纵与1948年2月转出大别山时基本没有增长。
元气大伤，没有恢复。
大家也看到了，在主力部队如此虚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刘邓首长还要反其道而行之，把十纵、十二纵变成军区部队？要知道，与此同时，各大战略区包括徐向前在晋冀鲁豫老区都在迅速进行军区部队升级建立野战纵队。
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刘邓首长故作高深，而是形势所逼。
通过一个人的故事能观其原因所在。
此人是一个了不起的财经专家、根据地建设大行家、闽西根据地创始人，红军初创时期为工农武装割据军事思想做出重要实践补充。
此人姓邓名子恢，刚被刘邓首长从华东军区要过来，到中原军区担任副政委。在此之前，邓子恢担任华东军区支前司令员，统管支前工作和部队后勤工作。粟裕在华东之所以能心无旁骛地指挥作战，要粮要粮，要兵有兵，邓子恢、刘瑞龙两位幕后功臣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陈毅元帅名言人民群众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名言成于元帅笔下，实际工作则完成于邓刘二位手上。
刘邓首长要邓子恢过来，专为解决中原大军的供应问题。
刘邓大军的供应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第一，无稳定根据地，无法有效征粮。
第二，无有力地方政权，无法组织民力支前、安置伤病员和家属。
第三，无党组织和军区，无法组织兵员征召和二线部队储备。
第四，无有经验的经济工作干部，中原城市经济活动濒临崩溃，商业停顿，民生恶化。
与此同时，白崇禧指挥32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区进行强力围剿，同步推行合村并寨等白色恐怖，妄图以组织对组织、以乡村对乡村，彻底挖断刘邓大军的根。
挺进大别山丢掉重武器看似很严重，但远远比不上没有根据地严重。
四个主力纵队既要打仗求生存，还要自力更生解决后勤供应、伤员救治、开辟根据地、征粮征夫甚至土改工作。
所以才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在兵力本就不多的情况下，把十纵、十二纵就地转为地方军区，一者寻求建立根据地为大军提供生存基础，二者军事上形成牵制之势。
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包括陈赓兵团留下的独立旅开辟的豫西军区，都多多少少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开辟军区的是主力部队，打仗可以，做后方工作并不在行。尤其在军事形势非常紧急、一开辟军区就接到严重压力，天天就是要粮、要夫、要衣、要鞋，大家做事做的很焦急，后方工作出现很多过激行为。而高层无人统一指挥，没有高手点拨，此问题成为刘邓大军生存发展的致命问题。
邓子恢就是为解决这一危机而来。
三、高手也不能撒豆成兵
邓子恢目睹了很多在其他根据地发生过的错误，在中原又发生了一遍。
比如土改过激的典型问题。
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回忆，十纵在桐柏军区刚刚展开部队，还没摸清楚情况，就按照华北老根据地的经验进行土改，有的县区提出5天分浮财、半月分土地的激进路线，不分地主、富农、中农的实际，盲目蛮干。甚至还有一些不懂政策的干部提出“第一要枪、第二要钱、第三要命”的错误口号。有一个干部带着群众，10天内分了9个村子的土地，大干快上不分贤愚，不仅损害了一部分并不属于地主的富裕农户的利益，还粗暴地打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农村一片惶惶然。
土改初衷自然是好的，结果导向自然也是好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惹了大麻烦，地主和土匪趁机勾结利益受损的中小地主、富裕农户，一起暗中抵制土改，他们威胁贫农，只要敢接受土改分地，等共军走了，就打回来杀他们全家。于是乎农村家家跑反、户户躲避，不敢要田。
陈毅发现这一问题，心酸地吟诗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秧稀。一去摘豆回，再去抱蔓归。
如此改法，怎能把人民群众争取到手呢。
刘邓首长赶紧叫停，经中央同意后，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重新拿出来，安抚地主，这才缓和了矛盾。
邓子恢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按照刘邓的意图，他提出了根据地土改三步走的办法：
1.先在乡村进行打匪除霸斗争，消灭土匪和恶霸地主，从军事上掐掉反动势力，让老百姓不用再担心害怕被报复，放心地接受党的减租减息和逐步土改政策。
2.减租减息，逐步推开，减少地主剥削，使地主富户和贫农暂时共存。
3.双减政策减的充分了到位了，地主和贫农共容过渡很好了，再施行土改分田。
这个政策一出来，让绝大多数中小地方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愿意慢慢配合共产党的政策。再加上打匪除霸斗争进行的非常顺利，老百姓消除了威胁，土改终于慢慢推行开来。
做完了这些海量的、复杂的、一人一事的、过程反复的工作，才终于把征粮工作慢慢推上正轨。
与此同时，邓子恢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依托从河南大学到中原局来的280多名学生，创立了中原大学，后来又成立中原军政大学，大力培养各条战线的干部，为建设中原军区储备人才。
至于其他，如城市财经工作、恢复商业、组织系统的群众支前，都一点点从零开始做起来了，不烦多举。
邓子恢被誉为中原的大管家，若不是他的到来，中原野战军极有可能在淮海战役中连黄维兵团都围不住。
刘伯承曾赞邓子恢，过去在华北我向薄副司令要钱要粮，挺进大别山离他太远，现在你邓子恢比薄副司令还能干。
但不管怎么说，邓子恢到中原时间太短了，短短数月时间，到淮海战役前夕，只能说各项工作步入正轨，能提供基本供应保障，和经营了数年华东解放区无法相提并论。邓子恢做的很多工作，到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时，才慢慢体现出来威力，这是后话，不须多讲。
讲述了这些，相信大家能更明白刘邓大军南下经受的苦难和考验。
一支部队的元气，从来都是生发于强有力的根据地，生发于广大人民群众。